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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天坛，古柏森森，游人如织。
我们八位同学却偏离了那条通往祈年殿的喧闹主路，拐进了西门内一处偏僻的院落。门口那块深棕色竖匾上，“神乐署”三个金色楷书遒劲有力，像一位沉默的老人，等着我们赴一场迟到了四十年的约会。
说是“我们”，其实是一群年过花甲的老同学。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睡上下铺，挤食堂，在图书馆占座，如今头发都已花白。
“来，在门口合个影！”有人提议。于是八个人挤在神乐署高大的红色拱券门下，像当年未名湖畔合影一样，有人站得笔直，有人歪着头，有人把手搭在同伴肩上。快门按下的一瞬，六百年历史的红墙绿瓦与我们这群老人的笑脸，定格在了一起。
跨过高高的门槛，喧嚣仿佛被隔绝在了门外。院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风穿过古柏的声音。远处另一处红墙上，“正声雅乐”四个金字在明亮的阳光下微微发亮。
我们沿着廊庑慢慢走，像是在翻阅一部厚重的礼乐史书。明永乐十八年，这里叫做“神乐观”，最多的时候有三千多名乐舞生在演练祭祀的乐曲和舞蹈。那时候，每逢祭祀大典，钟磬齐鸣，干羽舞动，皇帝的銮驾从这里经过，整个京城都能听见“华夏正声”的回响。
而我们这群人，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听的是贝多芬、肖邦，跳的是交谊舞，何曾想过有一天会站在这里，隔着六百年倾听另一种音乐？
凝禧殿里，我们见到了编钟。大小不一的青铜钟悬挂在鎏金的钟架上，龙纹雕刻细致入微，其中几件钟身上还刻着“太簇”“姑洗”这样的乐律名称。
解说牌上写着，这套编钟是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原钟出土于湖北随州，距今两千四百多年。两千四百多年——我们八个同学的年纪加起来，还不到它的一个零头。
“一钟双音。”同行的一位同学念出声来。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些青铜器，想象着两千多年前祭祀典礼上，乐师双手执槌，敲击同一只钟的不同部位，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高。那声音该是怎样的？是庄严的，是肃穆的，还是像《诗经》里写的那样，“钟鼓乐之”？
旁边的展柜里，一只陶埙静静地躺着。它没有编钟那般华丽，褐色的陶土上只有几道朴素的刻纹。我把耳朵凑近旁边的互动装置，模拟的埙声呜呜咽咽地传来，像旷野的风，又像一个老人在低低地诉说往事。一位同学说，这声音像当年我们宿舍熄灯后有人用口琴吹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却有些湿了。
最令人震撼的，是那件红漆彩绘云龙纹建鼓。朱红色的鼓身上，一条金龙穿云而出，鳞爪分明，仿佛随时要破壁飞去。鼓架的四角雕刻着蹲狮，怒目圆睁，守护着这只皇家专用的礼器。
我忽然想起《周礼》中的记载：“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这面建鼓，曾经在明清两代的祭天大典上擂响，声震天地，如今却静静地立在玻璃展柜里，像一个卸甲的将军，只剩下满身的威严。我们八个同学站在建鼓前，透过玻璃看那条金龙的倒影，谁也没有说话。
不知不觉，已近正午。阳光直直地照进凝禧殿，将整座大殿照得通亮。我们八个同学最后站在殿中，听着讲解器的介绍，看着那些沉默的乐器——编钟不响，建鼓不鸣，埙也不吹。可不知为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响起了若有若无的乐声。是当年宿舍里的口琴？是元旦晚会上的破鼓？还是两千四百年前那套编钟的余音？
或许都有。
走出神乐署时，正午的阳光正烈。有人回头看了一眼，“正声雅乐”四个金字在日光下分外醒目。我们八个同学在古柏林中，光影斑驳地落在身上。
六百年的神乐署，两千四百年的编钟，而我们八个同学，不过是这千秋乐章中一闪而过的几个音符。可就是这几个音符，曾一起谱写过青春的旋律，也将在记忆深处，永远回响。
作者：沈志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消费日报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任烟草在线主编）
